溫蒂的世界大小事

 
　　〈七尺布〉選入高中國文教材中，對教師們而言是一大考驗，因為「散文詩」本是多數人比較陌生的詩體，在多數同學還分不清「詩」與「散文」之差異的情況下，要教師們讓學生進一步懂得「散文詩」與「詩」、「散文」之間的異同，自是一大考驗。

 

當然，相關的參考資料其實不少，例如要知道「詩」與「散文」的分別，近一點，渡也《新詩補給站》中的〈新詩與散文的區別〉，簡潔實用，直指重心；稍遠一點，余光中先生廣徵博引、妙語連篇，長達一萬三千字的〈詩與散文〉是最佳的選擇；更遠一點，朱光潛《詩論》中的〈詩與散文〉也是很理想的對象。若要知道散文詩的相關理論，那麼且不談大陸學者的大量專著，隨手拈來，蕭蕭在《臺灣詩學季刊》第二十~二十一期〈臺灣散文詩美學〉裡、羅青在《從徐志摩到余光中》的導論〈白話詩的形式〉與〈卷第二：分段詩〉裡、葉維廉在《解讀現代‧後現代》的〈散文詩：為「單面人」而設的詩的引橋〉裡、白靈在《一首詩的誘惑》的第十五、十六章〈詩與散文詩上〉、〈詩與散文詩下〉裡，也都有精彩的論述。

 

然而，所有這些論述，儘管深入淺出、精彩萬分，對一個剛剛接觸現代詩的高中生而言，固然仍嫌艱澀，即使由教師消化吸收、再授與學生，恐怕仍是強記了事。所以，回到「形式」本身的意義來看散文詩，或許不失為一個最簡易的起點。就像形式主義文論家所說的，在藝術中不存在沒有得到形式體現，即沒有給自己找到表達方式的內容；而且相對的，形式是一定內容的表達程序。這形式貝爾(Clive Bell)稱之為「有意味的形式」，蘇珊‧朗格(Susanne. K. Langer)則稱為「有表現力的形式」(註4)，每一種形式本身，都表達了獨一無二的內涵。也就是說，「詩」(分行詩)與「散文」、「散文詩」最大的分別就在於作者寫作時，對作品本身所賦予的形式意義，即當一個作者認定他正在寫作一首「詩」(分行詩)，或他認定他正在寫作一首「散文詩」或一篇「散文」時，他所寫出來的就是一首「詩」、一首「散文詩」、一篇「散文」，然後我們便以「詩」(分行詩)、「散文詩」、「散文」的文學尺度去衡量作品的好壞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，寫得好就是好詩(分行詩)、好散文詩、好散文，寫得不好就是壞詩(分行詩)、壞散文詩、壞散文，除此之外，並沒有某些人所批評的「這根本不是詩」、「這根本不是散文詩」或「這根本不是散文」的說法，除非作者並不知道他在寫什麼形式的作品，或者他刻意不為作品做形式上的認定。任何一種文學體裁，都恰如其分的表達了最恰當的內容，正如〈七尺布〉的內容，如果以分行詩或散文的形式而不以散文詩的形式來表達，不管如何努力，其「驚心」的感覺與苦入心肺但卻能昇華情感、洗淨人性的效果，恐怕便要大打折扣了。

 

確定了這一層，我們便可以確定「分行」對新詩(現代詩)而言，本身便具備極嚴肅的形式意義；同樣的，「不分行」對一樣是詩，而以散文的外貌呈現的「散文詩」，也具備了嚴肅的形式意義；至於更自由的散文形式對「散文」而言，當然也是具備了嚴肅的形式意義的。然後我們就可以引入諸家對「詩」(分行詩)與「散文」、「散文詩」之間的種種理論、界說、比較，而做出一個簡單的歸納了：

 

 

 

在外形上是分行的，她以「行」為單位，而不像古典詩以「句」為單位；她可以透過「跨行」(迴行，run-on or enjambment)技巧的使用，而使得建行更為自由，節奏更為多變，詩意更為豐富，甚至可以藉此營造視覺圖象效果。在語言上，她使用「意象語言」，或者是白靈所說的「神化性語言」(詩化語言)；在技巧上，則她往往藉文法、意象、詞性之適度的扭曲、跳躍、斷裂、疏離、轉換、省略、濃縮等，以製造詩語言的陌生化效果。

 

 

在外形上是不分行的，書寫形式自由，一如其「散文」之名。她使用「描述性語言」，或者是白靈所說的「邏輯性語言」(解析式語言)，相對於「詩」，她是比較流暢、舒展、貫串、詳細、明朗、合理的。

 

 

是「詩」而不是「散文」，她是一種「散文體的詩」，在外形上不分行，而以類似散文的方式呈現。除此之外，她完全是「詩」的。她雖然加入了部分散文，但最終她所使用的，只是散文的描述性語言(邏輯性語言、解析式語言)中的敘述方式而已，至於其語言，主要仍是意象性的語言，其技巧，仍是扭曲、跳躍、斷裂、疏離、轉換、省略、濃縮等陌生化的技巧。就像〈七尺布〉中，第一段看似幾乎完全是散文的，只有最後一句「使母親自覺地矮了下去」有較大幅度的跳躍，但第二段的「畫」、「剪」、「哭」、「縫」、「補」等動詞及其構成的意象，與跳躍、濃縮的詩性語言與痛苦的成長經驗，則完全是詩的，而且回頭使得第一段中的「悔恨」、「不敢」的強烈語氣與衝突有了交待，「七尺」、「八尺」之爭，也成了必然的需要(因為布太小，在剪裁的過程中，將使得自己被剪得頭破血流)。以第二段的濃烈詩性衝擊第一段的散文句式，揭出其伏筆之處，完成散文詩的精彩示範。

 

 

 

 

〈七尺布〉中，「七尺」、「八尺」除了暗示詩中主角的成長之外，更深一層來看，「七尺」其實象徵著傳統而堅毅的母親對子女的嚴格約束與教育，而「八尺」則象徵子女內心的叛逆與異於母親教育觀念、尺度的主見。在這樣的衝突中，主角在哭泣中艱辛的成長，終於成人。這種衝突、痛苦、壓抑、悲傷與哭泣的成長經驗，除了〈七尺布〉之外，還多次的出現在《驚心散文詩》的其他詩作中，例如在〈心震〉中，成長其實暗藏了一個不為人知的「崩潰」的地方(註5)；在〈膿疱〉中，這樣的主題有更清楚的呼應：

 

 

「膿疱」指的是成長過程中的傷痛記憶，正是《驚心散文詩》中一貫的成長經驗，必須將之擠破，生命才得以拋開負擔，自由伸展、飛翔。另外，在〈蜂巢〉中，「蜂巢」象徵著「家」，無數的小孩其實都是自己的化身，而從破曉到夜晚，只有空洞、孤燈與「幾千萬顆淚」(註7)；在〈芽〉中，成長可能被「幾萬條黑煙的芽」遮蔽，必須「夜夜含著淚」，用「慈悲的刀」「去把那些芽砍得鮮血淋漓」(註8)。

 

就像洛夫〈隨雨聲入山而不見雨〉中所說的：「一棵樹在啄痛中迴旋而上」(註9)，我們總是在「啄痛」中，迴旋歪斜、漸次成長的，就像〈七尺布〉中的成長經驗一樣